華通路橋于2013年7月22日發(fā)行第一期金額為4億元的短期融資債（債券簡稱：13華通路橋CP001），期限為一年，廣發(fā)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廣發(fā)銀行）和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君安）為其聯席主承銷商。2014年7月23日兌付。
自債券發(fā)行以來，波平如鏡。
就在債券臨近兌付的前一周，事件突然出現變化，投資者無不驚出一身冷汗。7月16日，債券評級機構聯合資信評估有限公司（下稱聯合資信”）宣布，下調華通路橋信用等級的公告，以反映其還本付息能力很低，違約風險較高的信用狀態(tài)。
華通路橋內部人士對騰訊財經表示，當天他們立刻召集主承銷商廣發(fā)銀行和國泰君安，一同商議對策，山西當地政府也開始參與商討解決方案。
多方人員經歷多個不眠之夜后，在7月22日，由當地政府拿出了解決方案。
中金公司在評價此事時稱，，華通短融的安全兌付短期有利于緩解市場的違約擔憂情緒，甚至進一步強化涉及政府背景債券的剛性兌付預期。不過長遠來看，華通案例背后反映的很多問題會推動投資者在今后的風險甄別和投資決策中作更為全面的考慮。
危機爆發(fā)
華通路橋主營業(yè)務為建筑施工和煤炭開采，注冊地在山西省陽泉市，該公司于2013年7月22日發(fā)行第一期短期融資券，發(fā)行金額為4億元，票面利率為7.3%，到期兌付日為2014年7月23日，應償付本息金額為4.292億元。廣發(fā)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其聯席主承銷商。
意外出現在兌付前一周。7月16日，華通路橋發(fā)布特別風險提示公告，稱由于公司董事長王國瑞仍在協助有關部門進行調查，尚未返回企業(yè)主持工作，因此到期兌付存在不確定性。據了解，王國瑞因涉嫌違法于7月10日被撤銷山西省政協委員的資格。
幾乎在同一時間，聯合資信發(fā)布關于下調華通路橋信用等級的公告，將華通路橋主體長期信用等級由AA-下調至BB+，評級展望為“負面”，并將存續(xù)短期融資券13華通路橋CP001的信用等級由A—1下調至B，“以反映其還本付息能力很低，違約風險較高的信用狀態(tài)。”
就在發(fā)布降級公告前20天，聯合資信還曾發(fā)表過維持華通路橋評級的公告。
一位長期與基建公司打交道的信托業(yè)人士對騰訊財經表示，對一家民營企業(yè)來說，AA-的評級已經很高了，評級機構的評級對債券的銷售至關重要。
該人士沒有評價評級是否合理，但他指出，在財務狀況沒有發(fā)生的情況下，因董事長王國瑞被調查而導致發(fā)生兌付危機，說明該公司的財務穩(wěn)健性有可商榷的余地。“機構投資人對民營企業(yè)的評級虛實心知肚明，參與投資一般都是給承銷商面子。”
董事長王國瑞被調查，公司短期籌措資金的能力受到影響，違約危機將華通路橋推到風口浪尖。此前超日電子所發(fā)債券以“利息違約”的形式，打破了中國債市剛性兌付的神話，但華通路橋的情況不一樣，一旦違約，可能會成為首例“本金違約”的案例。
多方斡旋
涉事多方立刻開始行動。
7月17日，廣發(fā)銀行對騰訊財經表示，在獲悉有關事件后，他們成立了應急工作小組，派人進駐企業(yè)，協調各方力量解決企業(yè)兌付問題，并督促企業(yè)履行信息披露及還本付息義務。
據華通路橋稱，參與商議解決方案的并非只有廣發(fā)銀行，國泰君安同樣派駐代表協助解決問題。
而對此事最關心的莫過于山西省及陽泉市政府。早在7月11日，地方政府已組成了以陽泉市分管金融的常務副市長李利生為首的團隊，展開專項會議集體討論解決方案。李利生出生于1966年，擔任陽泉市委前，曾在陽泉市經濟開發(fā)區(qū)任職。
據華通路橋內部人士透露，華通路橋承接的諸多項目為山西省重點工程和市政工程。“光市政工程這一塊的應收賬款就有5個多億。”
此后，這個“多國部隊”開始與時間賽跑。7月18日，方案仍沒有確定。華通路橋內部人士對騰訊財經表示，正在考慮將資產變現。但將資產變現并非易事，尋找買家、資產交割等一系列的程序都非短期能夠實現。
7月20日，華通路橋緊急召集投資者進行溝通，其主要目的是平復投資者的不安。
7月21日，華通路橋負責處理該事件的負責人耿乃莊幾乎不在自己的辦公室內停留，大部分時間都在開會及籌措資金。
兌付方案最終在7月22日確定。陽泉市金融辦對騰訊財經表示，雖然方案確定，但當天中午金融辦的官員都沒有回辦公室，全都在協調相關工作。
陽泉市金融辦沒有透露政府籌資的來源，但上述信托業(yè)人士猜測，類似的兌付危機發(fā)生后，兜底方一般都是主承銷商或主承銷商的合作伙伴。該信息沒有得到廣發(fā)銀行和國泰君安的確認。
風險鏡鑒
中金公司評價此事時指出，華通路橋雖然流動性壓力一直不小，但尚不是一個內部現金流自然枯竭的違約案例，突發(fā)事件導致公司各項資金接續(xù)渠道同時收緊是最主要的催化劑，反映出實際控制人風險對于民營企業(yè)的特殊重要性。
此外，華通路橋很多應收賬款來自地方政府，雖然之前回款慢，但安全性問題不大，甚至可以作為該企業(yè)信用基本面的一個加分項。但出現應急事件時，地方政府短期籌集資金的能力似乎非常有限，對于財政實力較弱地區(qū)政府的兜底能力有必要重新審視。
中金公司認為，華通事件雖然有一定的特例性，但反腐大潮中的實際控制人風險事件層出不窮，也不能簡單視為單一事件。特別是此類風險不確定性高，通過傳統(tǒng)的信用分析很難預測，投資者可能傾向于對存在類似風險的企業(yè)采取簡單回避的策略，或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
